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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職業打假行為的主要成因及危害是什么?

2018-04-22 07:53

 

 

 致使惡意職業打假的原因,絕不單純是因為消費維權,更多成分是為牟取高額賠償回報,其目的性明確,欺騙性與危害性并存。分析其根源在于利益驅動,滋生的土壤是自身管控不嚴格、法規制度不健全,主要成因淺析如下:

 
  (一)利益驅動是首因,背離原則成禍害。
 
  惡意打假行為往往以職業打假為外衣,應屬于同宗另枝,其產生的根源在于法律在消費領域和食品安全領域的制度設計上確立了“懲罰性賠償”的制度。
 
  具體來講,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5條“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三倍;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五百元的,為五百元”即“退一賠三”和底價五百元;
 
  依據《食品安全法》第96條2款“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的賠償金”即“退一賠十”。
 
  《舉報制售假冒偽劣產品違法犯罪活動有功人員獎勵辦法》第四條規定的舉報獎勵范圍并不包括虛假宣傳、違禁廣告、濫收費用、商業賄賂等違法行為,而且《食品藥品違法行為舉報獎勵辦法》第五條并未將假冒偽劣產品的被假冒方及其委托代理人或利害關系人的舉報列入舉報獎勵范圍法律確立“懲罰性賠償”和舉報獎勵制度的初衷意在加強對處于弱勢消費者的保護。
 
  但也正是此類制度催生了職業打假的出現,致使他們越軌觸雷。從積極意義上講,打假人積極維權有利于彌補行政執法機關打假力度的不足,改變著消費市場格局,同時對產品質量、消費領域的立法、執法也起到了完善與促進作用。但從另一個角度分析,在最初的打假行為中,一般出于公益,以制止假冒偽劣產品的銷售為目的,一般獲利性不強,然而一旦打假者蛻變為單純營利的角色,其必然具有經濟立場與目的,實質是對售假者今后可能售假行為的默許,最可怕的是形成“知假—制假—買假—打假”的利益鏈條,這必然會導致不正當利益和售假現象的滋長。
 
  (二)維權渠道有支撐,訴求處辦有風險。
 
  1、一方面投訴舉報的便捷性為惡意打假人提供了低門檻。僅開年以來,分局已接到職業打假類投訴舉報13件,與行政訴訟相比,其優勢較大,
 
  一是成本低。多數時間只是一封信或者一個電話;
 
  二是門檻低。多數情況只需提供線索,不需要特別高的專業知識,更不需出庭應訴;
 
  三是周期短,見效快。投訴、舉報后,一般只需一個月左右的時間便可知曉處理結果;四是后續手段多。
 
  如果工商部門因某種原因處理不及時或者職業打假人對處理結果不滿意,可以選擇采取申請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的方式施加壓力,達到其最終目的,獲得滿意的賠償或者獎勵。
 
  2、另一方面職業打假法律水平在不斷提升。從投訴、舉報內容看,從過去最簡單的過期食品逐漸過渡到現在的食品標簽、食品安全標準標注等較為專業的方面,而且準確率較高,爭議的問題更加細化,借助的手段更含有科技含量。
 
  3、從投投訴、舉報的行為方式看,往往采取EMS、掛號信等更容易保存證據的方式。從職業打假的關注點來看,從最初的只注重實體結果即獲取賠償或者獎勵,過渡為實體和程序并重,并通過申請復議、提起訴訟等對程序權力的維護方式促使實體結果的實現。例如將投訴、舉報相結合,有的甚至直接將標題寫為“關于某超市食品的投訴舉報”,這無疑為下一步行為留有很大的空間,如若工商部門處理不當,極易陷入被動。
 
  (三)管控不嚴留空擋,團伙作案有去處。
 
  1、職業打假人區域活動和團隊活動傾向日趨明顯,內部分工明確,打假地點相對集中,多在大型商場、超市進行,打假行動和尋求救濟方式日益規模化、程式化,重點指向目標管控不嚴、證據無法采集的經營主體和轄區任務繁重、處辦精力單薄的行政部門。
 
  2、一方面他們采取多點布控的辦法主要針對存有管理空擋的經營主體進行打假設計,集中在大中型超市,究其原因是此類超市賠付能力強且注重企業信譽度。
 
  3、另一方面由于執法人員思想重視不夠和處置缺乏嚴謹,也給打假者申請復議、訴訟埋下伏筆,管理部門受制于行政程序在時間和追責方面的壓力,往往會妥協性調解處辦而達成賠償目的,這也是打假者的一大捕捉點。
 
  4、職業打假并不必然導致行政復議、行政訴訟,但少數執法人員在處理職業打假投訴、舉報時存在著疏忽大意,甚至是怕麻煩、互相推諉的現象;個別執法人員對業務研究不夠精,對相關法律法規不夠了解,特別是存在著長期以來形成的重實體而輕程序的處理投投訴、舉報的思路。
 
  5、正是工商機關受理、舉報答復或調解時間超時,答復主體錯誤,行政文書制作不規范,信息公開不及時或未及時向相關部門移送案件等都可能成為他們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的事由。
 
  (四)依法懲處存短肋,執法聯動缺合力。
 
  1、一方面取證困難是當前最大問題。由于當前多數經營主體還沒有建立起全方位全時段全覆蓋的監控系統,也沒有高素質的鑒別管理團隊,往往只是在收銀這個層面進行要求,但當前商品比價結算均采用條碼掃描的形式,相同商品即使不是同一批次同店銷售但條碼都是相同的,所以無論是夾帶、換包還是調包都無法區分選購途徑,執法人員無法通過直觀判斷來確定惡意打假者是否違法。通過進銷存的方法來排查,雖然可以在生產日期上進行排除,但也存在清貨下架不及時或售舊存新制度落實不嚴等自身問題的可能,所以此排除方法需要生產方、配送方、銷售方三方一致的進銷存詳細記錄,若有一方提供不力等都會影響證據的效力。
 
  2、另一方面涉及金額少難以立案是重要成因。目前刑法規定詐騙金額較大的可以判刑,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為詐騙既遂3000元即可立案,詐騙未遂5000元可以立案。即使打假人被辨識出打假標的物并非指向單位所有,執法機關也掌握了足夠證據準備進行懲處,但他們一般采取“廣種薄收”的方法,多點小額采購商品,尋求打假回報,一般涉及金額較小,無法達到立案標準故而免受司法處罰,這也是公安機關與工商部門執法聯動合力難以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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